刚刚在英国利兹大学落下帷幕的2025年第11届欧洲翻译年会（EST）年会（6月30日-7月3日），无疑是近年来翻译学界最重要的一次盛会。本次大会规模盛大，共收到投稿998篇，最终有503篇论文入选线下汇报，82篇进行线上汇报，共计711位学界与业界人士出席。大会主题——“翻译学的千变万化”（The Changing Fac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精准地捕捉到了我们这个学科在全球技术、社会与文化剧变中所呈现的崭新面貌。
为帮助国内翻译学人迅速把握全球最新研究动向与行业趋势，我们将会议的核心内容梳理为以下四大板块进行解读。篇幅所限，下文举例无法涵盖所有发言。
板块一：人工智能的巨浪——技术重塑下的翻译行业、教育与研究
板块二：人的回归——社会学转向下的译者身份、权力和伦理
板块三：探入“黑箱”——认知科学视野下的翻译过程与译者心智
板块四：无处不译——跨界融合中的翻译新领域与新方法
板块一：人工智能的巨浪——技术重塑下的翻译行业、教育与研究
如果说本次大会有一个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的大象”，那无疑是人工智能。从生成式AI（GenAI）到大型语言模型（LLM），技术的幽灵无处不在，它既是翻译的得力助手，也是令人不安的挑战者，深刻地重塑着翻译的整个生态。
1.1 行业的阵痛与重构：经济价值与工作质量的再思考
AI对翻译行业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经济与职业生态上。多个研究小组（如 Panel 7）集中探讨了“AI时代翻译经济价值的变化”。
翻译工作的“平台化”与“零工化”：Deborah Giustini 和 Gökhan Fırat 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数字劳工平台正在重组口笔译服务，导致译员的工作日益“碎片化”、“不稳定化”（即“零工化”），并面临着算法管理带来的压力。译员的议价能力被削弱，个体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引发了对“体面工作”（decent work）的深切忧虑。Leandra Cukur 的调查则从伦理角度切入，探讨了翻译平台对译员自主权和工作公正性的影响。
定价模式的混乱与译员的焦虑：AI的介入，特别是机器翻译后编辑（MTPE）的普及，让传统的按字数计费模式变得岌岌可危。Yolanda Morató 尖锐地批评了现有的“量化语言测量模型”（QLMMs），认为它们在AI时代已不再适用，并呼吁建立更公平、更道德的计价体系。Sabrina Girletti和 Marie-Aude Lefer 对比利时和瑞士自由译者的调查，以及 Akiko Sakamoto 等人对英国译员工作生活质量（T-WRQoL）的调查，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译员普遍对MTPE的低廉报酬感到不满，并对职业的可持续性感到焦虑。Joseph Lambert 等人的研究更是直言，许多译员的工作已经“不再有挑战性或意义”，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心理满足感的“贫困”。
寻找出路：合作社与新角色：面对困境，译员们也在探索新的生存模式。Alexander Minshall 介绍了“游击媒体合作社”（GuerrillaMedia Collective）的创新模式，这个合作社将无偿的“关怀工作”（如沟通、管理）纳入报酬体系，并集体承接项目，以此来抵抗行业的不稳定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个体、走向联合的范例。同时，行业对译员能力的要求也在变化，胡可等人对中国招聘网站的文本挖掘分析发现，市场需要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转换者，而是具备跨行业知识、技术应用、项目管理等多元能力的“语言工程师”。
1.2 教育的变革与挑战：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机协作”专家
行业的巨变倒逼翻译教育必须做出回应。Panel 1 专门探讨了“生成式AI对翻译教育的影响”，这也是贯穿大会的另一个核心议题。
课程与评估的重塑：传统的翻译教学和考试模式正面临失效的风险。Chunxuan Shen 探讨了如何在AI时代重新设计翻译课程的评估体系，以确保学术诚信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Marian Flanagan 和 Kristian Hvelplund 分享了哥本哈根大学的课程改革案例，他们试图在传统翻译技能和新兴技术应用之间找到平衡，设计出能同时考察学生“翻译能力”和“技术素养”的混合评估模式。
新素养的提出：AI素养与提示工程：仅仅教会学生使用工具是远远不够的。Ralph Krüger 提出了“翻译专业AI素养”（Translational AI Literacy）的框架，涵盖了技术基础、某领域的表现（Domain-specific performance）、人机交互、应用实施和伦理社会五个维度。Stavroula Paraskevi Vraila 则将目光聚焦于“提示工程”（PromptEngineering），通过政治文本翻译的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精心设计的提示词来优化AI的翻译质量。这表明，未来的译员需要学会如何与AI“对话”，成为能够驾驭AI的专家。
技术赋能教学：从被动吸收到主动探索：AI不仅是学习的对象，也成为了教学的工具。Nune Ayvazyan 的研究展示了如何利用ChatGPT辅助学生进行译后编辑的自我评估，从而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Ya-mei Chen 的研究则将ChatGPT与“协作脚本”结合，来提升学生在团队合作中的元认知调控能力。这些研究都指向一个趋势：AI可以帮助翻译课堂从传统的“教师为中心”转向“学生为中心”，从知识的单向传授转向能力的共同建构。
1.3 研究范式的革新：从文本到人机交互的全景透视
AI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翻译实践和教育，也为翻译研究本身带来了新的工具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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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评估的兴起与反思：传统的翻译质量评估耗时耗力，且主观性强。多位学者开始探索自动评估的可行性。例如，Meng Guo 和 Lili Han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了同传中“耳语差”（EVS）的自动测量。Zheng Wu 和Min-hua Liu 以及 Xiaoman Wang 和 王斌华 分别运用机器学习模型，对口译质量的“忠实度”和“目标语质量”等多个维度进行自动评估。然而，Jonathan Downie 和 Joss Moorkens 也提出了批判性的反思，他们认为脱离了社会语境的纯技术评估指标有其局限性，无法完全取代对翻译“是否符合目的”的整体考量。
人机交互过程的精细化研究：研究的焦点正从翻译的“产品”（译文）转向“过程”（人机如何协作）。Paola Ruffo 等人通过击键记录和访谈，对比了文学译者在使用Word、CAT工具和MTPE三种工作流时的认知努力和主观感受。Yao Yao 等人则通过眼动追踪，研究了AI辅助的后编辑（AIPE）是否能比传统后编辑（TPE）更有效地降低学生的认知负荷。这些研究深入到译者与技术互动的微观层面，试图揭示人机协作的认知机制。
对技术本身的哲学思辨：更有学者开始从哲学层面反思AI翻译的本质。Yuri Balashov 的演讲重审了机器翻译中的“中介语”（Interlingua）概念，他认为这可能一直是一个“迷人的幻象”，无论是人类还是机器，真实的翻译过程都远比理论模型复杂和“混乱”。Michael Carl 则对比了没有感官体验的LLM和拥有情感、体验的人类，提出翻译行为本身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建模”，而非对外部世界的简单再现。这些思辨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
小结：AI板块的讨论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张力。一方面，是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模式创新和研究便利；另一方面，是对译者经济地位、职业尊严和工作意义的深切忧虑。未来的方向并非是简单的“人机大战”，而是如何构建一个以人为本、人机协同、公平可持续的翻译新生态。这要求我们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技术驾驭能力，在行业中建立更合理的价值分配体系，在研究中则要同时关注技术效能和人的体验。
板块二：人的回归——社会学转向下的译者身份、权力和伦理
与技术浪潮相对，本次大会的另一个强音是“人的回归”，即持续深化中的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学者们将目光投向译者这一鲜活的个体，以及他们所处的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网络中，探讨翻译如何参与社会建构，译者又如何通过翻译行动来彰显身份、介入社会。
2.1 译者的多重面孔：从隐形到现身，从边缘到中心
“译者研究”（Translator Studies）正变得日益重要，尤其是对那些历史上被边缘化的译者群体的关注。、
女性译者的档案挖掘与历史重塑：Panel 19 聚焦于“从性别视角探索译者档案”。Agnes Whitfield 提出了“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的视角，呼吁学界与档案馆、专业协会合作，主动收集和保存当代女性译者的档案，以对抗她们在历史中的“双重隐形”。Jeanne Sauvage 的研究则独辟蹊径，通过分析法国译者工会的期刊《Traduire》，重构了20世纪中期一批缺乏个人档案的普通女性译者的集体肖像。Christina Bezari 和 Yang Chen 的研究分别将目光投向了马格里布地区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挖掘了这些地区的女性作家和女性法庭口译员在历史中的声音和作用。这些研究不仅仅是“填补空白”，更是在重写一部更包容、更多元的翻译史。
译者的能动性与行动主义：译者不再被看作是中立的语言转换工具，而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Panel 2 探讨了“情感与翻译”，其中Emek Ergun 的研究通过翻译库尔德女政治犯的监狱写作，展示了翻译如何成为跨国女性主义团结的“情感空间”。Michela Baldo 的研究则聚焦意大利的跨性别女性主义（transfeminist）行动，探讨翻译如何催生社群、表演和新的联盟。Caroline Summers 的论文则分析了当代文学译者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回忆录等方式讲述自己的翻译故事，将翻译行为本身塑造为一种“行动主义”和伦理倡导。
酷儿与女性主义的媒介再生产：Panel 14 集中展示了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如何与翻译研究，特别是媒介研究相结合。Xinyao
Zhang 的研究分析了粉丝如何通过对全女性阵容的“越剧”进行混剪和再创作，构建出一个酷儿和女性主义的数字乌托邦。Jenny He 则考察了英国文学女主角形象如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重新包装，以推广一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语境的“大女主”叙事。这些研究表明，翻译（无论是跨语言、跨符号还是跨媒介的）是塑造和传播性别观念的重要场域。
2.2 翻译的场域：权力、意识形态与文化外交
翻译活动总是嵌入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制约。
翻译与软实力：Panel 42 深入探讨了“文学翻译与软实力”。学者们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翻译资助政策，揭示了翻译如何被用作文化外交的工具。例如，Ondrej Vimr 对捷克翻译支持项目的数据驱动分析，以及 Zofia
Ziemann 对波兰书局翻译政策的研究，都展示了国家机构如何通过选择性地资助某些作品的翻译来塑造国家形象。Olga
Castro 的研究则关注西班牙国内的“内部文化外交”，即支持在西班牙国内不同官方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之间进行的翻译，以促进国内文化互通。这些研究提醒我们，翻译的选择和流向并非“自然”发生，其背后往往有复杂的政治和经济考量。
审查制度下的翻译实践：在威权体制下，翻译更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线。Panel 28 聚焦于20和21世纪中东欧的文学翻译。Eva Spišiaková 的研究以狄更斯《圣诞颂歌》在共产主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的翻译为例，揭示了译者、出版商和审查员如何在压抑宗教的政治环境下，巧妙地处理作品中隐含的基督教主题。Piet Van Poucke 则通过对比布拉德伯里《华氏451》在苏联时期和后苏联时期的俄译本，展示了审查制度在文本和副文本层面上的操纵痕迹。这些案例生动地说明了翻译在特定政治气候下的生存策略和妥协艺术。
少数族裔语言与语言权：翻译政策直接关系到少数族裔群体的语言权利和文化存续。Panel 44 探讨了“欧洲少数族裔语言的翻译”。Özlem Gülen 的研究将欧盟的翻译政策视为一种语言权利的保障，并考察其在西巴尔干地区的推广。Pavol
Sveda 则关注斯洛伐克罗姆人社区的口译需求，指出为他们提供社区口译服务是实现社会融合和消除隔阂的重要前提。这些研究将翻译提升到了人权和社会公正的高度。
2.3 跨学科的对话：翻译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交融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翻译的社会属性，学者们正积极地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理论和方法。
民族志与田野调查：Sinem Bilican 等人在比利时医院急诊室进行的语言民族志研究，揭示了医护人员对“口译员”角色的多元且模糊的认知。Andrea Ciribuco 则通过对爱尔兰农村地区移民的访谈和民族志研究，描绘了他们在交通不便、服务稀缺的环境下，如何利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翻译资源来维持日常生活。这些基于田野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在具体情境中发生的翻译实践。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Marlie van Rooyen 等人的研究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新闻翻译研究，他们认为，要理解法新社这样的全球新闻机构中的翻译活动，就必须追踪其中的“人”（记者）和“物”（数字基础设施、AI工具）如何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并影响新闻的流动和生产。这种方法打破了传统研究中“人”与“物”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个更动态、更整体的分析框架。
口述史与记忆研究：档案并非总是客观的，口述史和个人记忆成为重构历史的重要补充。Tamara Barakat 的研究以巴勒斯坦艺术家Samia Halaby的作品为例，探讨了口述史如何通过跨语言和跨符号的翻译，被转化为视觉艺术，从而重构和传播关于历史创伤的集体记忆。Marija Todorova 的研究则聚焦战时口译员的“生命写作”（life
writing），分析他们的回忆录和纪录片如何挑战了传统的战争叙事，并为我们理解口译员在冲突中的复杂位置提供了宝贵的“体验性材料”。
小结：人的回归，意味着翻译研究不再仅仅满足于分析文本的转换，而是致力于揭示文本背后的人、塑造人的社会力量，以及人通过翻译所施加的社会影响。从女性译者到酷儿粉丝，从国家外交到社区服务，译者的面貌变得前所未有的多元和立体。他们是文化的中介，是历史的见证，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甚至是行动者。这种转向要求我们未来的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论自觉，学会从档案中发掘被遗忘的声音，在田野中观察鲜活的实践，并始终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保持批判性的反思。
板块三：探入“黑箱”——认知科学视野下的翻译过程与译者心智
如果说社会学转向关心的是“翻译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那么认知转向则致力于探究“翻译之中”的心理过程。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如何分配注意力？如何处理认知负荷？情感和身体状态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本次大会上，认知翻译与口译研究（CTIS）展现了其强大的活力和精细化的研究趋势，尤其是在多模态和新方法的应用上。
3.1 认知负荷、注意力和多任务处理
口笔译，尤其是同声传译，被公认为是对认知能力要求极高的任务。
眼动追踪揭示注意分配：眼动追踪技术已经成为认知研究的利器。Kilian Seeber 和 Dongpeng Pan 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利用眼动追踪来“解构”同传过程中的注意转换。Ana-Maria Pleșca 等人则将在真实会议环境中，利用眼动仪观察同传译员如何与AI辅助工具（“人工搭档”）进行互动。这些研究不再是笼统地谈论“难度”，而是将认知过程量化为具体的视觉注意数据，如注视时长、眼跳路径等，从而更精确地理解译员的心智活动。
多模态输入的认知挑战：随着技术的发展，译员需要处理的不再是单一的听觉信息，而是融合了听觉、视觉（如PPT、实时字幕、视频画面）的多模态信息。Paulina Rozkrut 和 Agnieszka Chmiel 的研究探讨了AI实时字幕对同传译员认知加工的影响。他们的初步研究发现，虽然字幕能提高准确率，但更复杂的视觉信息也可能增加认知负荷，这揭示了多模态环境下认知资源的复杂权衡。Siqi Zhang 等人的研究也通过眼动仪和NASA任务负荷指数，比较了无字幕、源语字幕、目标语字幕和双语字幕四种条件下，同传译员的认知努力和表现差异。
口译中的预测机制：Ena Hodzik 等人的研究聚焦于视译（sight translation）中的“预测过程”。他们发现，词语间的“转移概率”（transitional probability）会影响译员的阅读行为（如跳读、注视时长），尤其当源语和目标语的句法结构相似时，预测效应更强。这为我们理解译员如何利用语言的统计规律来“预判”信息，从而节省认知资源提供了实证依据。
3.2 情感、身体与具身认知
认知研究的另一大趋势，是超越纯粹的“冷认知”（信息处理），转向关注情感、身体等“热认知”因素。
情感的调节作用：情绪不再被视为干扰翻译的“噪音”，而被看作是影响认知过程的重要变量。Yanze Li 和 翁羽 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虽然不直接提升“心流”（flow）体验的总分，但能与之相互作用，促进翻译的效率和认知经济性，例如减少在源文和译文间的来回扫视。Cristina Roldán Torralba 和 Ana María Rojo López
则利用脑电图（EEG）技术，研究了当译者处理与其意识形态一致或不一致的文本时，大脑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这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深层影响开辟了新路径。
身体的“认知卸载”与手势的作用：翻译不仅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Andrea Hunziker Heeb 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认知卸载”（cognitive offloading）的概念，即译者通过身体动作（如变换姿势、远离屏幕）来分担认知任务，从而释放认知资源。这与我们常说的“活动一下，思路更清晰”不谋而合。手势的作用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Panel 16 专门探讨了“口译中的具身声音：手势”。Monika Chwalczuk等人的实验发现，限制口译员做手势会降低其译语的流利度，延长反应时间。Celia Martín de León 的研究则对比了同一位口译员在同传、访谈和授课三种不同情境下的手势使用频率和功能，揭示了手势行为的高度情境化特征。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了“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理念：认知过程深深植根于身体的感知和行动之中。
3.3 从“个体”到“情境”：分布式与社会认知
认知研究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展，从过去关注译者“头脑内部”的加工过程，转向关注译者与其所处的物理、社会和技术环境的互动，即“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和“情境认知”（situatedcognition）。
翻译工作场所作为认知生态系统：Hanna Risku 在其主旨发言中，将翻译专业知识重新定义为一种“分布式的、集体的生成过程”（distributed, collective enaction）。她和她的团队（DanielaSchlager 等人）通过对翻译机构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专业知识不仅体现在个体技能中，更体现在团队如何构建共享的身份、责任和基础设施，如何作为一个社会单元进行学习和适应。Raphael Sannholm 的研究也展示了在翻译工作场所中，两位译者如何通过互动、调动数字环境中的“认知工具”（cognitive artifacts，如客户指南文档）来共同解决问题和构建决策。
远程同传中的人-境互动：远程同传（RSI）的兴起为研究情境认知提供了绝佳案例。Qiliang Xu 的观察研究发现，RSI译员在工作时实际上面对着两个认知空间：“交流空间”（communicativespace，即会议画面和声音）和“增强空间”（augmented space，即译员自己构建的辅助工作区）。当“交流空间”出现挑战（如画面不清、多模态信息错位）时，译员会主动利用“增强空间”的资源来应对。这生动地体现了认知活动是如何在译员与技术环境的动态互动中展开的。
小结：认知研究板块展示了翻译研究日益精细化、多维化和情境化的趋势。眼动、脑电、击键记录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观察译者的心智活动。同时，研究视野也从孤立的大脑扩展到完整的人——一个有情感、有身体，并与环境深度互动的行动者。对初学者而言，这部分研究的启示在于：翻译绝非简单的“双语转换”，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知过程，涉及到记忆、注意、预测、情感调节和多任务管理等多种高级心智能力的协同运作。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科学地进行翻译训练，并对翻译这项人类独有的智慧活动保持敬畏。
板块四：无处不译——跨界融合中的翻译新领域与新方法
翻译的面貌不仅在核心地带发生改变，其边界也在不断向外延伸。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就是展示了翻译研究如何与其他领域交叉，催生出许多新颖有趣的研究对象和议题。
4.1 视听翻译（AVT）与媒介可及性的新图景
AVT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热点，而如今，它正朝着更多元、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从传统影視到用户生成内容：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电影和电视剧。Yan Qin 对中国B站“弹幕字幕”的民族志研究，以及Guoliang Li 对TikTok等竖屏短视频字幕的接收研究，都将目光投向了由用户生成和参与的“赛博字幕”（cybersubtitling）。这些研究探讨了在Web 2.0时代，翻译如何成为一种社交互动和身份建构的实践。
媒介可及性（Media Accessibility）的深化：如何让视听内容为残障人士所及，是AVT领域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方向。Panel 3 集中探讨了“AI赋能的可及性”。其中，Olga Davis 等人提出了“模块化口述影像”（Modular Audio
Description）的新概念，旨在通过提供可选择的、不同详细程度的描述模块，来满足不同视障用户的个性化需求。Andreea Deleanu 等人的研究则关注认知障碍观众，他们设计并测试了“可及性问卷”，以更好地收集这一特殊群体的反馈。这些研究体现了“为所有人设计”（Design for All）的理念，推动AVT从单纯的信息传递走向体验的共融。
“易懂语言”（Easy Language）的兴起：这是一个旨在为有认知或阅读障碍的人群（如智力障碍者、二语学习者、老年人）提供易于理解信息的跨领域实践。Panel 15 专门讨论了这一议题。Christiane Maaß 等人的研究评估了AI模型在将标准德语健康信息简化为“易懂语言”方面的表现。MarinaPujadas-Farreras 的研究则通过实验，探究了何种语速的“易懂音频”（easy audios）最易于被智力障碍人士和语言学习者理解。这表明翻译的范畴正在扩展，从跨语言（interlingual）深入到语内（intralingual）的重写和改编。
4.2 美食、旅游与博物馆：翻译的物质与空间转向
翻译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无形的语言文字，更延伸到有形的物体、空间和体验。
舌尖上的翻译：Panel 21 聚焦“全球食物翻译”。学者们从跨学科和跨国视角探讨了美食的翻译。África
Vidal Claramonte 和 Piotr Blumczynski 提出了“可食用的翻译性”（edible translationality）的概念，认为食物的跨文化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性的翻译。Teresa García-Salcedo 分析了尼日利亚作家阿迪契的小说《美国佬》中，食物如何成为反映移民身份冲突和文化杂糅的符号，以及这些食物指称在西班牙语译本中的处理。这些研究将翻译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体验——饮食——联系起来，充满了烟火气和生活感。
城市与博物馆作为翻译空间：Panel 9 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城市博物馆即城市翻译”。学者们将城市和博物馆视为一个复杂的翻译场域，其中历史记忆、文化认同通过展陈、叙事、多语标识等方式被不断地“翻译”和“重写”。Robert Neather 以马六甲的郑和文化馆为例，分析了郑和这位历史人物的叙事如何在不同博物馆和遗迹中被“互文性地”建构。Yan Ying 则聚焦2024年台南建城400周年的庆祝活动，考察了热兰遮城博物馆和台南市博物馆如何翻译荷兰和明郑时期的历史。这些研究体现了翻译研究中的“空间转向”，将分析单位从文本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物理和社会空间。
4.3 研究方法的自我反思与创新
随着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日益复杂，学者们也开始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创新。
调查与访谈方法的演变：Panel 41 探讨了“作为方法和文本类型的调查与访谈的变化面貌”。学者们不再将调查和访谈视为理所当然的工具，而是对其设计、实施和伦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Christopher Mellinger 探讨了身兼研究者和从业者双重身份的“实践研究者”（practisearcher）在面对从业伦理和研究伦理冲突时的立场性难题。Denisa
Drabantová 则专门研究了访谈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的作用和目的，呼吁研究者更充分地利用这种互动性数据收集方法。
数字人文与语料库的新面貌：Panel 50 展望了“语料库与数字人文研究的新面貌”。Jincai Jiang 的研究极具新意，他建立的不是传统的翻译文本语料库，而是中国译者在B站上发布的帖子、视频和自动回复等“副文本”语料库，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研究译者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生存状态和自我认知。Sophie Thorkildsen 则致力于建立一个大型的丹麦语复译本（retranslation）语料库，并利用可计算的文本指标来大规模地检验和挑战传统的“复译假说”。这些研究展示了数字人文工具如何让语料库研究从静态的文本比对走向动态的社会文化关系挖掘。
小结：翻译研究的边界正在消融。它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学科，而是积极地与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媒介研究、计算机科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展开对话。这种跨界融合不仅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催生了诸如食物翻译、博物馆翻译等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方向，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翻译”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翻译，可以是代码的转换，是文化的协商，是记忆的重构，是身体的体验，是空间的叙事，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塑造我们世界的根本力量。
会议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第一，拥抱技术，但不要被技术奴役。 AI的浪潮不可阻挡，未来几乎不可能离开机器翻译、大型语言模型等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的末日。恰恰相反，大会的讨论告诉我们，市场对“人”的需求从未如此清晰：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驾驭技术、评估技术、与技术协作的“语言工程师”和“人机交互专家”。在学习中，不仅要学会使用工具，更要培养批判性思维，理解工具的边界和风险，学会提出好问题（即“提示工程”），并始终将人的创造力、共情能力和伦理判断置于核心位置。
第二，看见译者，也看见自己。 翻译不仅仅是处理语言，更是处理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要学习看到文本背后的译者，了解他们的处境、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声音。大会中关于女性译者、少数族裔译者、酷儿译者的研究，都在提醒我们，翻译中充满了权力与政治。同时，也要看见自己。我们的个人经历、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都会在翻译中留下印记。学会反思自己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理解自己作为译者的社会责任，将使我们的翻译工作更具深度和意义。
第三，打破边界，进行跨学科学习。 翻译研究的未来是跨学科的。无论是用脑电图研究认知，用民族志研究工作场所，还是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翻译市场，都说明单一的语言学知识已经不足以支撑前沿的翻译研究。因此，在学好语言和翻译技能的基础上，要去涉猎一些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历史学甚至商科的知识。这种跨界的视野，将为我们理解复杂的翻译现象提供更强大的理论武器。
第四，保持好奇，关注“无处不在”的翻译。 不要把翻译局限在书本和传统的翻译任务上。留心观察生活中的翻译现象：你爱玩的游戏是如何汉化的？你看的美食节目是如何介绍异国风味的？你去的博物馆是如何向外国游客讲述故事的？这些都是翻译研究的鲜活素材。大会展示了食物翻译、博物馆翻译、弹幕翻译等众多新领域，这说明翻译的舞台正在无限扩大。保持好奇心，将个人兴趣与翻译相结合，或许就能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的研究或职业方向。
总而言之，第11届EST大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千变万化”的翻译研究图景。在这个图景中，有技术的冰冷逻辑，也有人性的温暖光辉；有对宏大历史叙事的解构，也有对微观认知过程的探究；有对职业困境的现实忧虑，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无限畅想。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原创 Sanjun 翻译界
